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不想“隐身工作”( 三 ) 病毒感染者|丁丁|隐身|工作|朋

“你得活着才能感知歧视。 ”51岁的李曼有13年感染史，丈夫因艾滋病去世后，好强的李曼在云南当地找到一份接线员的工作，每天早晨六点到晚上六点，一天最多能接听760多通电话，是这个平均年龄二三十岁的工作组里最勤奋的那个。不久，她便获得了升职机会。
除了本职工作，李曼还在乡村地区一家社会组织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关爱志愿服务。她认为，如果把绝大多数感染者的需求从急到缓进行排序，第一是生存，第二是治疗，第三才是歧视。
但事实上，三者是无法彼此剥离的循环。
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一份关于“艾滋病与贫困”的研究显示：经济贫困是感染者群体遭遇的最大困境。出现临床症状，暴露感染者身份概率高，更有可能丧失工作机会，医疗支出也会随之与日俱增，形成恶性循环。
经济上的困顿使得感染者难以参与学习或培训，提高职业就业技能。只能被迫从事一些门槛较低、职业技能要求不高、收入有限、缺乏社会保障的临时性工种。因就业歧视，他们频繁更换工作，在不同城市中流动寻找务工机会，很难实现工作经验的积累，更别提职业规划与职业发展等高层次问题。
李曼在农村地区已经为86位感染者提供了临终关怀志愿服务，见过许多陷在漩涡里的人，其中最小的一位逝者是仅8个月大的母婴传播感染者。 “哭声像小猫一样微弱，离开人世时骨瘦如柴，他的父母感染状态极差，早没了收入，甚至掏不出钱安葬孩子。 ”李曼为孩子立碑并写下墓志铭：“我很乖，我来过” 。
丁丁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也有非常现实的原因——满足生活需求、为自己养老做打算。 “帮不上孩子，至少不给儿子添负担。 ”
然而再次走向职场时，丁丁发现，她能做的选择十分有限。除了体检，长时间脱离社会也让这名50岁的妈妈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工厂零工。 “我还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快30岁的自己对生活的期待，一切都有奔头。可后来我确诊了，奔头也没了。 ”
“现在都说‘内卷’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想卷也卷不起来。 ”已经在公司做到中层的小海希望有更好的职业选择，但入职体检就意味着暴露，他只能待在本公司现岗位。 “没有勇气，得过且过吧。 ”
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还指出，处于贫困的感染者大多数自身教育程度不高，子女为分担家庭经济压力很可能会过早离开学校，从事的仍旧是低收入工作，未来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很难有更好的发展，贫困进入代际循环。
2020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一项调查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41.5%的HIV感染者失业或辞职。 68.7%的HIV感染者认为个人收入有所下降，其中25.9%的HIV感染者收入至少下降了50% 。当社会总体失业率上升时，调动资源极为有限的感染者及其家庭，可能更难保住自身的工作，进一步陷入生活困境。
维权艰难
被“HIV阳性”卡在就业门口是不是歧视？我国《宪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等含有对全体公民及劳动者人权、平等权、劳动就业权的保障性规定。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条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但鲜少有人能扛起法律武器，甚至很多人认为就业受歧视者寻求法律援助的行为是“以卵击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