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疼死了有多疼？发明疼痛指数的这位美国人，推动了中国癌痛治疗( 四 ) 用药指南

疼痛是一个很多面的概念。它有生物学、心理学和情绪上的影响因素，它还会影响人的行为。你很难用一个简单易用的评估工具去真正捕捉它的全部，所以我们需要做抉择。我们最后决定这个量表要能确定至少最重要的一部分：简要评估疼痛的严重程度和疼痛对日常社会功能和情绪影响。所以这就允许我们将量表中问题的数量，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数字，同时又能让我们了解病人整体对疼痛体验的概况。众所周知的是，很多患者认为疼痛是癌症的同义词，是仅次于死亡的癌症病人们最害怕的后果。不过总体来说，疼痛在过去没有得到充分治疗。绝大多数医生可能会选择可待因弱阿片类药，而不会去开像吗啡、阿片类的止痛药。

▎图/克里兰教授于2011年主编并出版了首部癌症症状学专著《癌症症状学：评测、机制和管理》（Cancer SymptomScience: Measurement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下称：《癌症症状学》）。书中重点介绍了癌症常见症状发病机制、评测方法和治疗策略，将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同时将癌症症状基础科学、临床科学及行为科学多方面研究进展相结合。由于本书的出版， “癌症症状学”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19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在中国出版
中国癌痛治疗发展与止痛药管理现状，鸦片类止痛药物在临床遇到的阻力
记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吗啡年均总消耗量仅6.7千克，其中医用消耗量仅占全球医用吗啡消耗量的0.25% ，而中国的人口却占全球人口的20% 。这说明当年我国癌痛治疗可能存在严重不足、癌症病人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您是如何帮助癌痛治疗的概念进入中国的呢？克里兰教授：当1990年中国卫生部联系问我是否有兴趣在中国开展一项缓解疼痛的计划时，我当时觉得最重要的任务，还是需要改变大家对疼痛和止痛药的态度。中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支持治疗协作中心签了合作协议，当时的第一步就是在五个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举办癌症疼痛姑息治疗培训班。
1992年到1998年，我们邀请了多位疼痛专家多次来中国讲学，跟中国的医生合作设立了“培训‘培训’者”项目，他们来自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的麻省总医院、纽约凯特琳纪念医院和MD安德森癌症中心。期间简明疼痛量表和AHCPR疼痛管理指南都被翻译成中文，应用到临床实践中。我们的专家去介绍癌症疼痛治疗的现状、问题的严重性、如何评估疼痛等。在这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些比较小型的骨干培训班。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培训的时候，把住院医师叫到病房里，问他们正在治疗的病人有多少人有疼痛的症状，住院医生都给予了否定的回答。然后我们就去病房里访问病人，至少有超过一半的病人给出了与医生相反的结果：说他们处在疼痛中。其实早年间在美国也是一样，如果你问一群肿瘤医生，那个病人有疼痛的症状，他们可能给你同样的反馈。不过当时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不太相同。
历史上中国曾遭受过鸦片战争，这使得中国的病人对阿片类药物成瘾有很多担忧。一些肿瘤医生对癌痛治疗有一些兴趣，但是亦有不少怀疑。不过当他们用阿片类药物，给癌症病人提供治疗并看到病人们好转时，上到管理决策层下到新手医生都打消了不少疑虑。

▎图/九十年代初，威斯康星大学的克里兰教授、纽约凯瑟琳纪念医院的费莉教授与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的孙燕教授首次相聚，讨论在中国推广癌症疼痛管理的教育。 1982年WHO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癌症疼痛专家会议达成共识，一致认为合理使用现有药物和知识就可能控制大多数癌症患者的疼痛，并制定了癌症疼痛三阶梯止痛治疗指南。 1986年《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原则》（简称三阶梯原则）出台，提出让癌症患者无痛的治疗目标同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担任WHO咨询专家的孙燕教授率先提出重视癌症疼痛及姑息治疗，后来在孙燕、李同度、陈妙兰等专家教授的积极倡导下， 1990年中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合作，开始正式推行WHO三阶梯癌痛治疗方案。中国推行癌痛治疗的过程受到了癌症疼痛治疗的知识缺乏、态度保守、阿片类止痛药品供应不足及过严管理等诸多障碍，这都使WHO三阶梯原则推行起步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