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JP:关键时刻“拉一把”,能大幅降低高遗传风险人群患抑郁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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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P:关键时刻“拉一把”,能大幅降低高遗传风险人群患抑郁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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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P:关键时刻“拉一把”,能大幅降低高遗传风险人群患抑郁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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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各种疾病一样 , 抑郁症也是“基因+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 学业、工作和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慢性压力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上 , 促进了抑郁症的发生 。 处于压力环境下的人 , 往往需要其他人“拉一把” , 也就是“社会支持” 。
社会因素是与抑郁症之间因果关系最强的因素之一[1] , 失去社会支持会增加抑郁症的风险[1-3] , 不过 , 不同人对社会支持的需要程度不同 , 哪些人可能是对社会支持最敏感的呢?
最近 , 《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刊登了一项新的研究[4] , 研究结果发现 , 抑郁症遗传风险较高的人群 , 失去社会支持后抑郁症风险也较高 , 而获得社会支持时 , 抑郁症风险下降也越多 , 甚至超过遗传风险低的人群 。
研究选择了两个纵向前瞻性队列 , 分别是实习医生健康研究(IHS)和健康与退休研究(HRS) 。
IHS纳入的是美国第一年实习的住院医生 , 本研究使用的2016队列 , 有1011人有抑郁症多基因风险评分(PRS)数据 , 并完成了实习期和期间的社会心理评估(平均年龄27.6岁 , 47.6%为女性) 。 他们在第一年的实习中需要经历紧张的培训 , 工作时间长且不规律 , 而且通常远离家人和朋友 , 有确实的压力来源 。
HRS纳入的是美国的退休老年人 , 本次分析纳入的是失去配偶的参与者 , 这是已知的生活压力来源 , 共有435人有PRS , 且有足够的失去配偶前后的社会心理学评估数据(平均年龄75.6岁 , 70.7%为女性) 。
研究人员通过不同的抑郁症量表(HIS为CPHQ-9 , HRS为CES-D)来评估参与者抑郁症发作情况 , 以及不同的调查问卷评估参与者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 。
IHS中 , 实习期间 , 参与者的社会支持得分从基线的4.37下降到4.20 , 平均PHQ-9抑郁症状得分从2.51增加到5.68 。 HRS中 , 失去配偶后 , 参与者的社会支持得分从3.12增加到了3.20 , 平均CES-D抑郁症状得分从1.75增加到2.44 。
AJP:关键时刻“拉一把”,能大幅降低高遗传风险人群患抑郁症风险】研究人员评估了参与者的抑郁症PRS和社会支持对抑郁症状得分的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
IHS中 , 在考虑了以前发现过的与实习期抑郁症状有关的基线因素(年龄、生理性别和神经过敏症)和抑郁症PRS与其他预测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后 , 抑郁症PRS和社会支持的变化对抑郁症状的影响存在相互作用(发病率比[IRR]=0.96 , p<0.001) , HRS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aIRR=0.78 , p=0.004) 。 更高的抑郁症PRS与更高的社会支持变化敏感性有关 。
为了评估相互作用在消极和积极的社会环境中是否存在 , 即交叉效应 , 研究人员使用Johnson-Neyman法计算了社会支持变化对抑郁症PRS和抑郁症状之间关系的影响 。
简单来说 , 在社会支持减少的情况下 , 更高的抑郁症PRS与更高的抑郁症状得分有关 , 但在社会支持增加的情况下 , 则与更低的抑郁症状得分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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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PRS和社会支持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 对抑郁症状风险的影响
这意味着 , 社会支持能够“缓和”抑郁症的遗传风险 , 遗传风险越高 , 对失去社会支持越敏感 , 但同时也越能够从得到社会支持中获益 。
研究人员认为 , 这一发现为遗传风险的差异敏感性假说提供了支持 , 并且为进化选择机制提供了一个潜在解释 , 即允许影响精神疾病风险的遗传因素在人群中持续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