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传记|对话乳腺癌患者( 六 ) 乳房|手术|肿块|进行|治疗|癌症

朱玮：
我们在治疗理念上会倾向于保乳，因为术后它会给病人带来更多好的心理暗示。
如果病灶离乳头乳晕有一定的距离，做一个局部扩大切除后，外形还是比较美观的。但如果她的乳房很小肿块很大，那么这样的病人可能不适合直接做保乳，因为你切掉了以后并不美观。
中国女性乳房相对较小，肿块可能离乳头会很近，所以中国的保乳率肯定没有欧美国家高。欧美国家的人乳房非常大，一个小小的肿块切掉以后，保乳相对比较美观。
中国好的医院保乳率在30%以上，一般的医院可能10%-20%左右。
我们的保乳率、乳房再造率还不是很高，一般来说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几的病人最终选择做乳房整形。将来很多病人的理念改变以后，可能会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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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乳腺癌协会的两位女性创始人，在协会的小办公室，两位都是乳腺癌幸存者，左为接受采访的涅米
Q：能说一下在治疗期间，对病人的心理支持和社会支持吗？
涅米：
即使在芬兰，我觉得乳腺癌患者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心理关怀。医生只是治疗她们的肿瘤，而没有把她们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
很多癌症病友会有一种负疚感或羞耻感，觉得是因为自己的错才得了癌。但事实上癌症的成因是复杂的。我们协会的目的，便是从心理上安抚病友。
第二点是对病人家属的关怀。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只有约10%的患者丈夫被询问过“你还好吗？” 。所以我们会为家属们组织一些家庭活动，比如夏天去湖边游泳桑拿。有个参加活动的小女孩从桑拿里出来后，如释重负地说， “原来妈妈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乳房有伤疤的人啊。 ”
我们还有一个重点是：关怀癌症晚期病人。如何好好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朱玮：
在中国，其实我们外科医生兼顾了很多角色，也会给她进行心理疏导，她有问题就直接跟我们交流，因为在治疗过程中，她非常信任我们。
我们也会有微信等平台的宣传推送，还有一些病友群，甚至组织一些公益活动。但如果像芬兰那样，可以在手术期间接送小孩、解决一些个人生活，在中国大概很困难，因为中国的病人体量太大了。
但是中国的人情还是比较温暖的，家人、朋友也会给与很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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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能否简单介绍治疗方面的药物？中国现在使用的药物是国际最新的吗？
霍维宁：
芬兰乳腺癌治疗的一个突破是在1998年，我们开始把化疗和内分泌治疗结合起来。
2005年起，针对高风险的乳腺癌病患，我们的标准化疗程序是两轮6次化疗，第一轮是3次Docetaxel（多西紫杉醇），第二轮是 3次FEC或CEF 。在芬兰我们是紧随国际癌症研究准则的。对于核突（HER2）阳性病患，我们最新的用药是TDM-1（曲妥珠单抗）和Pertuzumab（帕妥珠单抗），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病患，有Palbociclib（帕博西尼）。
在最近十年，我们一个重大突破就是针对癌细胞已经转移的晚期病人，可以尽量做到病症不发展。让这些晚期病人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朱玮：
芬兰在用的那些药，我们这里也基本都在用。尤其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之后，国内很多新药的审批都加快了，很多药也进了大病医保，病人只需自付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