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 , 路桂军遇到了一个特殊的患者 , 他曾经是一名医生 , 对自己的健康有一定的觉知 。 在生命末期入住安宁病房后 , 他告诉路桂军 , 自己目前最大的痛苦就是第二天早上还能睁开眼睛 。
原来 , 除了身体的疼痛 , 这位患者还有对家人的担忧 , “我现在活着也没什么意义 , 还拖累了我的孩子 , 一想到自己占用了子女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 心里就十分难过 。 ”在与家人进行几轮协商共识后 , 这位病人最后也终于得偿所愿 , 签署医疗文书 , 有尊严的走完了最后历程 。
签署生前预嘱 , 需要专业的医学判断
如果能自己决定如何告别 , 那该有多好?“生前预嘱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这样的愿望 。 生前预嘱是指人们事先 , 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 , 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 ”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李瑛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人员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人员 , 生前预嘱实现了在临床上近亲属替患者临终前做取舍决定 , 变为患者本人做取舍决定 。 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实现患者个人价值选择 , 这种选择需要得到支持 , 最好由患者近亲属以及医务人员一起 , 来通过家庭会议的方式形成共识 。 这样既便于后期的执行 , 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执和纠纷 。
李瑛表示 , 凡是18岁以上 , 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 在健康和意识清楚的状态下 , 都可以选择签署生前预嘱 。 在临终的焦虑和恐慌中 , 有的患者可能会对生前预嘱临时反悔 , 这个时候如果他撤回原先的决定 , 医护人员也会尊重其选择 , 进行相应的医疗决策改变 。
如果的患者在生前预嘱中选择了安宁疗护 , 在需要时 , 则需要专业医生的判断 。 李瑛介绍 , 在判断过程中 , 至少要有两位或者两位以上的职业医生进行评估 。 “我们会使用专业的评估量表进行评估 , 确定病人经过了系统、规范的治疗 , 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 当死亡时间预计在6个月以时 , 患者就可以进入安宁疗护服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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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区安宁疗护试点医院 。 受访者供图 。
杨涛见过一位病危的老人 , 即便在老人意识清楚时 , 他也不想跟孩子说话 , 反而会回应来看护的义工 。 “没有人希望伴随病痛走过最后的阶段 。 我们都说‘善终’ , 没有痛苦地离开 , 是最好的结果 。 反而是所谓的‘孝心’ , 有时候会变成强迫 。 ”
深圳市生前预嘱协会志愿服务队的总队长张月明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人员 , 有一名志愿者 , 她的公公遭受着癌症折磨 。 因为从事志愿活动 , 她对这方面比较了解 , 就希望让亲人接受安宁疗护 , 但其他的家人并不理解 , 指责她是在“放弃治疗” , 后面甚至爆发了家庭矛盾 。
生前预嘱全国普及 , 仍需要立法探索
“在得知此次深圳将生前预嘱立法后 , 我们都很激动 。 ”李瑛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人员 , 这是安宁疗护界和生前预嘱界许多人士多年的心愿 。
实际上 , 安宁疗护和生前预嘱在民间已推广多年 。 今年3月 , 国家卫健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的《“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中就明确提出 , 发展安宁疗护服务 , 稳步扩大安宁疗护试点 , 完善安宁疗护多学科服务模式 , 提高老年人和疾病终末期患者生命质量 。
而开展安宁疗护 , 离不开生前预嘱这样的重要制度支持 。 在2013年 ,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 , 成为第一个推广生前预嘱的社会组织 。 2021年4月 , 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 , 成为全国第二个推广生前预嘱的公益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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