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骂是死者附近的兀鹫，却也是 30 万人活下来的希望( 二 ) _健康小知识

避而不见，或是不想说话，是家属们最为常见的反应。
毕竟，面对协调员，意味着他们需要考虑甚至接受亲人的突发死亡。对死亡，尤其是亲人的死亡，很多人还没有做好准备。
虽然器官短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中国的境况尤为艰难。这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协调员们的工作。
与基督教文化中只需要破除灵魂与心脏的捆绑不同，在儒家文化占优势地位的中国，「全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也就是对身体完整观的秉持，是器官捐献需要跨越的重要文化障碍。
另外，整个社会信任感的缺失，进一步削弱了家庭成员的捐献意愿。
和时间赛跑
器官捐献与死亡相伴，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死亡都可以进行器官捐献。
感染性疾病、病程漫长的慢性病，或是肿瘤相关的疾病，都有可能导致器官不符合捐献要求，符合条件的捐献者多数来自「急诊、ICU、脑外科，这么几个科室」。
协调员们会经常拜访辖区医院的相关科室，向医生们介绍这种「生命的馈赠」，说服他们把「病情不可逆」的濒死病人「转介」给他们。
在美国，保险公司会评估一个大型医疗机构的转介率，以确定他们下一年的报销比例，如果转介率过低，报销比例可能会变低。
而在中国，这类的转介主要靠相关医生对器官捐献工作的认识水平和对协调员工作的支持程度。接到一个转介电话后，协调员们便需立即开始直面那个生命的终极敌人——时间。
在与器官移植有关的教科书上，不断被提及的一个概念叫「热缺血时间」。指的器官从供血停止到冷灌注（冷保存）开始的时间，这一期间对器官的损害最为严重，一般不应超过10分钟。
更简单易懂的说法，就是在病人心跳停止后，患者多耽误的每一秒，都是对捐献器官的损伤，如果超过10分钟，这个器官就很难进行移植。
脑死亡VS心脏死亡
作为现代医学公认的最为科学的死亡判定，脑死亡最初的出现在当时也许更多的考虑是为了降低医疗费用，而实际上，它对提高器官移植的质量也不无裨益。
1959年，一位法国学者提出，「脑死亡等于机体整体死亡」，到1968年，哈佛大学明确界定了脑死亡的概念。
1978年，美国的《脑死亡统一法案》（UniformBrainDeathAct ， UBDA）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功能包括脑干功能的不可逆终止。
从1979年开始，西班牙、德国、日本等国均立法确认脑死亡定义，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也相继立法界定了脑死亡。
而在中国大陆，尽管从1986年开始便有医学专家在为脑死亡诊断标准及立法多方呼吁，至今，对脑死亡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
在中国，直到现在，器官捐献会不会影响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都是捐献者家属们非常顾虑的问题。
现行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指南》中，死亡分三类，脑死亡、心死亡和心脑双死亡。
实际执行中，也是由于没有针对脑死亡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多数捐献案例都是在按照心脑双死亡的标准——即患者符合脑死亡判定后，经直系亲属同意，撤去生命支持系统和升压药，约10几分钟后，患者心跳停止，再行获取器官。
然而，依靠人工呼吸机维持「脖子中的动脉在跳动，脉博温暖而有弹性」的脑死亡状态并不稳定。
极少数的潜在捐献者会在脑死亡后病情突发恶化出现脑疝（一种颅内水肿），如果脑疝的位置压迫了呼吸、心跳中枢，心脏一下子停跳，将可能迅速导致器官热缺血。